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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阅读的是 2015年6月刊

没有共产党,中国会咋样?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
本报记者 > 恒远

对于过去的175年,结论是清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今天和明天,结论同样是清楚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引领中国继续探索,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能力。对于过去的175年,结论是清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今天和明天,结论同样是清楚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引领中国继续探索,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能力。


当嘉兴南湖上的那条神秘的小船在水面上轻轻荡漾的时候,船里的人会怎样想象28年后的中国,又会怎样想象94年后的中国?

那一天,中国一如既往地死一般寂静。有谁会想到,革命的火种就在这一天播下,波澜不惊的南湖水,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洪流的源头。

如今,船上的人都已作古。从那一天起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献出了生命。

66年中,他们的在天之灵俯瞰着这片洒满着他们热血的土地。他们为党的成功感到欣慰,为党的失误感到痛心。但当看到有人以党的错误为由头借题发挥,甚至提出共产党让位,照搬西方制度时,他们一定会诧异地问:

没有共产党,中国会咋样!

175年的铁案史实

从1840年算起,中国的近现代史已经有175年。

175年中,中国经历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四个时代:从晚清至民国109年,新中国66年。即使是对某些人物、事件提出质疑的人,也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新中国的66年,是175年近现代中国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并且,辉煌还在继续。

这是一段国人熟知的历史,是一段铁案历史。

晚清政府苟延残喘了71年。从1842年的《南京条约》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晚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了数十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侵占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取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清政府支付的战争赔款,从《南京条约》的2100万两白银,到《辛丑条约》的9.8亿两,总数超过15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8.75倍。

仅甲午战争后的一纸《马关条约》,中国便赔上了台湾和两亿两白银,此外,还支付了3千万两白银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赎金,钓鱼岛便是那一次与台湾一并被日本侵占的。日本因此一夜暴富。现在马关的春帆楼前还立着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负责与李鸿章谈判的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也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春帆楼谈判会所外的小院里,至今立着这两人的半身铜像。

晚清的71年,中国元气大伤,并延及今日。

作为中国近代和现代的过渡时期,北洋政府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江湖,鱼龙混杂,思想混乱,当然,并非一无是处。

在最初的几年中,辛亥革命余波尚存,北洋政府解除党禁、报禁,主张地方自治,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和现代教育事业,收回了一些被列强霸占的租借地。一时间中国思潮和主义风行,文化呈多元化局面。应该说,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北洋政府初期的文化和思想生态环境有直接关系。

然而好景不长。短暂的民主新风随着袁世凯称帝而化为一地鸡毛。不论今天怎样评价袁世凯的功过,但是,袁氏称帝遭到举国反对,此后,全国便陷入军阀混战,直系、奉系、晥系分别以英、美、日为后台,相互杀伐,抢夺地盘,直杀得经济近于瘫痪,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轮流坐庄的各派军阀只能靠向各西方国家举债度日,截止1915年5月,共举债180多次,债务达银元8亿元。为此,他们把中国的几乎全部家当都押给了外国。这还不够,各级政府和各地军阀滥发国债、滥铸铜币、滥印纸币,任意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中国进入了辛亥革命后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一个只存在了16年的政府,总统(代总统)换了13人,总理(代总理)换了33人。在台上时间最长的总统是袁世凯,4年零3个月,最短的黄郛只有11天。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59.28亿元,全国人口总数是4.18亿,人均产值仅38元。

先是民主共和,后是君主立宪,再加上张勋复辟,如果把民国初期的北洋政府,看作是一个国家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尝试,这次代价极其昂贵的尝试,最终以失败收场。

1928年二次北伐成功后,国民党成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在革命胜利的前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突然翻脸,向本是北伐同盟军的共产党下黑手。中国的民主前景曙光乍现,就被4.12的枪声残酷破坏了。此后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21年中,中国先是10年内战、接着是8年抗日战争,最后又是3年内战。在工业文明时期,一个国家连着打了21年的仗,仅内战就打了13年。

至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前,中国经济近乎崩溃,民生凋敝。当年,全国人口总数54167万人,GDP179.56亿美元;粮食产量11318万吨,棉花产量44.4万吨,油料产量256.4万吨;铁路2.18万公里,公路8.07万公里。人均GDP33.15美元,粮食209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4.7公斤,铁路4公分,公路14.9公分。

抛开别的不说,上述事实至少能充分证明,国民党没有领导中国的能力。

再说说共产党执政的66年。

相信没有必要用中国的2014年和1949年做垂直比较,所以,先就几个主要数据做横向比较:2014年中国大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0万亿美元,人均7481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的56.8%和14.1%,1949年的这两个数字则是7%和1.76%。

再说几个关系民生的数字:2014年中国大陆的人均粮食产量444公斤、棉4.5公斤、油25.7公斤,分别是1949年的2.12倍、5.6倍和5.5倍。不要忘记,2014年的大陆人口是1949年的2.5倍,这意味着人均可耕种土地的大幅度减少。

此外,2014年中国大陆的人均铁路运营里程和公路里程分别是1949年的2.05倍和219倍。

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一些数据并不能概括共产党领导人民中国的巨大成功,请看以下事实。

建立起了稳定的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很快解放新疆、西藏,彻底消除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如期收回香港、澳门,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至于台湾问题,无论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还是马英九的“一中各表”,总之,目前两岸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国际社会清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底线。如果有人触碰这条底线,没有人怀疑中国以另一种形式实现统一的可能。66年中,中国共产党致力于适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历尽艰辛,即使在苏东局势突变的险恶形势下,顶住压力,初衷不改,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政治前提下,实现了国家的快速发展。

建立起了足以支持国家复兴的经济体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具有影响世界的力量,其中电力、交通、能源、通信、航天航空、装备制造等基础领域生产能力和水平居世界前列。

积累起了强大的国家财政实力。2014年,中国政府实现财政收入139530亿元,是1950年的2250倍,当年外汇储备余额为38400亿美元,是1952年的27626倍。雄厚的政府财政实力是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坚强支撑。

建立了日益完善的民生保障网络。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其他国家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就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2014年底,中国有普通高校在校生2547.7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6785.1万人,小学在校生9451.1万人,在园幼儿4050.7万人,农村贫困人口7017万人,2008年至 2014年底,累计解决了4000多万户城镇家庭的住房困难。上述任何一个数字,都相当于欧洲一个人口大国的人口总数。中国民生是人类社会第一难题。在共产党之前,中国任何执政党和政府都没有能力触碰这个难题,今天的任何发达国家没有也不可能遇到如此艰险的问题。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民生保障系统,它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人权奇迹。

建立了强大的国防体系。包括核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的中国国防,让任何觊觎中国领土、领海、领空的霸权企图不敢轻举妄动,中国因此有了平等外交,有了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66年中,中国面对强权敢于“亮剑”,为中国争取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时间。

中国永远结束了积贫积弱的历史,不再任人宰割,中国的发展进步不再依赖某种国际势力的施舍、庇护和控制,中国已经是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不论对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国家价值观还存在哪些争议,上述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

不要把历史当面团

当下有一种思潮,质疑中国近现代史的真实性,并列举对一些人物、事件的考证作为质疑的根据。

应该说,其中不少是事实,包括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辨析,对执政党历史功过的探讨,对某些史实的揭示,也包括对一些史料的细节更正、补充。

却也存在另一种现象:在史实考证中,一只眼睛盯着共产党和党的领袖人物的错误,另一只眼睛盯着前朝人物的功绩,带着放大镜努力挖掘。

记史、述史、评史,要以事实为根据,万不可先认定一个观点,再到历史中找案例。历史是由人和事构成的因果过程,其间对错交织,判断一个人、一件事的历史作用,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如果盘点从晚清政权到共产党政权对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贡献,可以这样说:帝党的戊戌变法、体制内的洋务运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北洋政权推动革旧鼎新、蒋介石政府领导抗战,对于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最终领导中国摆脱战乱、贫穷和殖民屈辱、建成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是中国共产党。

如果审视各阶段政权的错误,后党把持的晚清政权,因腐朽没落病入膏肓最终垮台;辛亥革命没有可靠的中坚力量致使大权旁落,革命成果被葬送;北洋政权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使国家陷入10多年的战乱;蒋介石政权拒绝与共产党等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加上政权内严重腐败,被人民推翻。上述政权所犯错误的最终结果都是失去了政权。

如果列举共产党执政后的错误,应该不少。反右扩大化、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文革、近20多年来愈发严重的党内腐败,特别是文革导致了长达十年的全国性动乱,以及至今难以治愈的信仰缺失、道德缺失和民族传统精神的衰落。

但是共产党依然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是深得社会各界信赖的执政党。

究其缘由有二:首先,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工业化过程,专制制度体系完备,传承悠久,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多世纪中饱受列强欺压凌辱,经济极端落后。在这样一个国家建设适合国情的民主制度,全世界没有先例,一切需要从头探索。共产党的错误,主要属于探索过程中的经验性失误,同样性质的错误,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中都发生过。最重要的是,共产党从没有丢弃执政为民的宗旨。

其次,勇敢承认错误,主动纠正错误。在党的历史上,有两个意义非凡的文件,一个是中共六届七中全议(扩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一个诞生于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后一个诞生于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基本内容都是对一个历史时期内党的领导工作的功过是非做出深刻反思。中共十八大之后,正在构建制度保障下的党内权力制衡机制,以增强执政党的自洁能力,防止和减少错误的发生。

在世界政党史上,能如此坦荡地承认和纠正错误的政党并不多见。

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也应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在中国史学界,确有唯尊者讳、唯权势讳的现象,即所谓的历史为政治服务。对某些敏感的历史问题,或刻意回避,或模棱两可,或轻描淡写,甚至做出不符合史实的记载。至今,我们仍未对某些影响广泛的事件做出客观表述和公正评价。党内和政权机关内大面积腐败至少说明,是党的领导层忘记了“两个务必”的警示,领导方向出现了偏差,应该有人为此承担历史责任。对于这些关系党的声誉、国家前途和公众信心的大是大非问题,拖得越久越被动。当其中的一个或几个事实真相被揭示后,对民众心理产生的巨大负面冲击,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比如雷锋的照片,其中一些明显是摆拍、补拍的。雷锋是沈阳军区的先进士兵,几年如一日坚持为群众做好事,得到了军内外的一致好评。表现这些情景的照片本应纪实拍摄,新闻工作者事后补拍,留下了明显的摆拍痕迹,有悖于新闻的职业精神,但绝不等于捏造事实,更无损于雷锋精神的光辉。承认补拍、摆拍就好了,躲躲闪闪、哼哼唧唧,能让人不多想吗?于是,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都被怀疑了,一个时代的英雄精神被蒙上了灰色。

历史是一门科学,秉笔直书历来是史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在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应该反思我们的史学工作,不要因为我们的愚蠢,给自己挖一个个永远填不完的坑。

没有共产党,中国会咋样?

中国共产党94年做的全部努力,是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发展道路。可以把迄今为止的探索分为三个阶段,即:革命阶段、建设阶段和改革开放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段历史正离我们渐渐远去,被很多人遗忘了。如果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共产党今天所做的一切,恰恰不能数典忘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两个在野党的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讨伐称孤道寡的袁世凯。当时,两党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遗憾的是孙中山英年早逝,蒋介石背叛革命,迫使共产党不得不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使中国陷入10年内战。

即使在严酷的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根据地的民主制度建设。1931年11月,根据地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系统完备的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体制,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新型的国家政权和宪政模式,其国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根据地内彻底废除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合作。这期间,毛泽东关于民主建国的思想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满怀热情地期待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携手共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1945年“双十协定”签署后,中共中央便通告全党:根据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中国将开始国家民主化建设,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

据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并明确提出:宪政的模式只能是联合政府。

但是国民党却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共产党关于和平建国、推进民主宪政的努力再次成为一个未果的插曲。

之后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只能是进步与倒退、民主与专制的全面武装对抗,过程摧枯拉朽,并以专制独裁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新中国立足未稳,朝鲜半岛便燃起战火。那是一场美国领衔、西方主要国家参加的围剿社会主义中国的战争。如果今天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应该学习西方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发展模式,想想是多么的可笑。当时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借鉴苏联模式,便有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于是,中国很快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面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很快发现,单一公有制不适应中国的现实,只重视公平忽视效率影响了人民建设的积极性,否认商品经济、限制市场作用制约了经济活力。这说明,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即使是成功的也并不都适合中国国情,于是他提出“以苏为鉴”。这标志着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探索的结晶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两篇著作中,即《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他又强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注意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提出了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分步骤进行,作长期奋斗的初步设想。

正是基于这样的不懈努力,共产党领导着国家突破了西方封锁,建立起了庞大的工业基础,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定维护了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1957年以后的20年中,我们的探索方向出现了严重偏差,从反右扩大化开始,在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至发生十年动乱。错误反应出毛泽东个人对原本正确思想的反转,其间的缘由至今是个谜;也折射出党的领导制度和国家制度的缺陷,当党的领袖人物做出错误决策时,党没有能力制止错误的发生。

危急关头,共产党再次表现出超强的自洁能力,这便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建国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大解放,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在37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历经了初期的彷徨,89风波后的反复,能源环境危机困扰,分配不公和党内严重腐败干扰,每一次磨难都有可能使改革开放中途夭折。

但是共产党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根据改革开放初期14年的实践,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肯定了中国改革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渐进式道路,发出了腐败将会葬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警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理论创新,对深化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

如果用理性而非对抗的思维方式审视今天的中国,就能够在关系方向和道路的问题上得出一致的结论。

前苏联的改革方式,即走西方道路,将会导致国家分裂和混乱,中国无法承受这样剧烈的震荡。

倒退没有出路,一些嘴里喊着“今不如昔”的人各有各的“小九九”,真的让他退回去,他能答应吗?

说转型发展导致经济下滑,有点故意。继续拼环境、拼资源,中国还能支持多久,他不清楚吗?

反腐触动了权力集团的利益,公然对抗的有之,顶风作案的有之,消极怠政的有之。公务员不出差了,怕担公款旅游之嫌;元宵节不发元宵了,怕担滥发福利之嫌;该办的事情不办了,怕担滥用权力之嫌。其实反腐到底反什么,他不清楚吗?

今天的中国距离实现全面小康只有一步之遥,要顺利迈过这一步却着实不易。改革是摸着石头起步的,在取得伟大成功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隐患。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使改革进入了以顶层设计引领的新时期,这是划时代的探索成就。

没有共产党,中国会咋样?

对于过去的175年,结论是清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今天和明天,结论同样是清楚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引领中国继续探索,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能力。对于过去的175年,结论是清楚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今天和明天,结论同样是清楚的:只有共产党,才具备引领中国继续探索,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