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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阅读的是 2015年6月刊

讲述中国的傅莹方式
本报记者 > 张永太

她的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即便面对尖锐的领土争端,傅莹也不会声色俱厉,但是谁都能从她从容不迫的话语中,感受到中国不想对抗的真诚和不惧怕对抗的力量,她永远用微笑告诉对手,不要抱任何幻想,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

中国公众更多地了解傅莹,始于2008年4月13日她发表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的那篇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

在西方某种势力蛊惑下,藏独分子对北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的野蛮破坏,激起了全球华人同仇敌忾,对峙的火焰已经燃起。如任凭其燃烧,4个月后的北京将会面对很尴尬的局面。

幸好,有了傅莹的那篇代表中国声音的文章。仅从标题就能看出,没有谴责、埋怨和倾诉,只有坦荡、平和、理性的心灵呈现,像朋友,像母亲,像姐妹。过去少有的如此悦耳的中国声音,经典的大国仪态,也因此有了讲述中国的傅莹方式。

中国要学会举重若轻

世纪之交,地球上发生了两件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一是苏东政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一家独大主导世界;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发展中国家争取话语权、参与世界规则建设的愿望和需求愈发强烈。于是,中国快速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舞台中央。尽管中国没有领导世界的欲望,还是刺激了已经习惯了一言堂的美国。于是,中国人权和民主建设的缺陷,在西方的政治放大镜下,被无限放大,甚至扭曲变形。

冷战虽已结束,但冷战思维仍被某些西方政治家延续。中国正在融入世界,但是我们对这一天到来如此之快显然缺乏准备。这是中国的困惑,也是世界的困惑。

在《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一文中,傅莹提出了一个常常令中国人气愤、西方却很少有人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媒体的一概而论的随意批评能够被西方公众不加思考地接受,为什么没有人质疑,这样的批评到底涉及哪些具体问题,确切情况如何?为什么一些报道,包括数字,能够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连日登载在新闻里面?”

她告诉读者:“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在西方世界的认识中,那个拖沓臃肿的东方大国的人似乎应该永远拖着一条辫子,长袍马褂,没有汽车,没有咖啡,没有Party,戏园子里总是唱着咿咿呀呀西方人听不懂也不愿意听的戏文。这样的国家即使有了钱,能进入文明世界吗?

在中国人心中,维多利亚女王派来的炮舰,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点燃的罪恶之火,那些割地赔款的条约,台湾海峡耀武扬威的第七舰队,一切恍如昨日,至今痛彻心扉。曾经在中国烧杀抢掠的强盗的后代,能和中国真诚合作吗?

这就是傅莹说的那堵墙。这堵墙从1840年开始,一直垒到上个世纪末,一个半世纪还多。

凭藉着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理性,她对拆除这堵墙的艰难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她理解在伦敦发生的一切,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在菲律宾、在澳大利亚,她遇到过太多这样的事情。

她深深地知道,越是在这种时刻,越需要冷静和从容。她耐心地对西方媒体说,如果能更加关注和报道今天中国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纠缠一些不存在的或者陈旧的问题,“将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声誉”。

傅莹认为,要使西方准确地认识中国,除了西方政治家和媒体人士要克服传统偏见外,“我们更需要主动地介绍自己,尤其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平常的语态。”

2009年,“英国偶像”剧组入驻中国大使官邸社区,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太阳报》报道称,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国大使馆抗议。此事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傅莹便在《太阳报》上发表文章,宣称自己“也喜欢看这个节目”,并对几个流行的选手作了点评。

2011年8月17日,傅莹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这家刊物自称是“德国最重要的且在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他们确定的主旨是:政治批评与严肃的政治评论。

主持采访的记者苏珊娜·科博勒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今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让西方如此着迷,同时又令西方如此警觉。你们现在第一艘航母都已经出海了。中国为什么需要把自己武装到如此地步?”

你能想象得到,这次采访涉及的话题是何等的具有火药味。但是采访结束后,苏珊娜·科博勒却说她对傅莹“印象极深”:“傅莹举止雅致、专业,思想锐利。”

德国汉堡大学国际媒体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负责人史代芬·博克哈特读完报道之后认为:“傅莹这种自信、雄辩的交流方式,不符合德国人对中国官员惯有的旧印象。在西方社会的语境里,这个采访会给读者一种‘中国赢了’的感觉。”“傅莹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她是在以一种西方人固有的骄傲口吻同西方人平等交流。”

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曾经描述她“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职业外交家:有魅力、坚毅、出言谨慎”。

讲述中国,要学会举重若轻。这就是傅莹方式。

理解总是相互的

还是回到《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作者写道:“在返回机场的大巴上,北京奥组委年轻的女士们,包括前奥运冠军乔,都坚定地认为是全英国的人在跟她们作对。一个女孩说,‘这哪里是养育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国家啊!’另一个说,‘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到哪儿去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她们,但从她们潮湿的眼睛中我明白,我没有做到。”

她谈到了中国的80后,并以自己的女儿为例,“很多对西方持有浪漫看法的年轻人,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企图十分失望,而妖魔化往往会引发相应的反作用”。尽管如此,她还是以同样的耐心提醒中国的年轻一代,“对西方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国家仍然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伙伴”。

事实证明,傅莹是对的。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曾经的百年屈辱。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百年耻辱。然而,不论屈辱还是耻辱,都不值得炫耀。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走出了对抗的阴霾,进入了和平与合作的发展时代。我们需要相互理解,理解是信任的前提。

想要被人理解,自己首先要坦诚。

关于对外宣传,傅莹认为“要实话实说”,甚至问题也要说,不能只说好的,却把问题关起门来解决。在国内任职时,傅莹很低调,一般不接受境内媒体采访。但是面对国外公众和媒体时,却显得很主动,也不避讳一些有争议的话题。

就任驻英大使后,她只要有时间,就会登门造访英国各大媒体老总,和他们喝茶聊天,向他们介绍中国,希望他们能真实地报道中国。旅居英国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曾飚说,傅莹会选择那些影响英国中产阶级的媒体,比如《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电讯报》《经济学家》,“中产阶级是英国社会的核心,说服这部分人至关重要。”

2009年3月29日9点,英国王牌节目Andrew Marr Show在BBC一台播出,一位满头银发、戴眼镜、打扮考究的中国女性正用流利的英语解释中国在金融峰会上的立场,希望西方不要捧杀中国。“当人们给中国戴上‘富裕’‘有钱’和有大量储备等等各种帽子的时候,中国民众会感到这是在吹捧中国,甚至是在忽悠中国。”语毕,主持人Marr哈哈大笑。

傅莹美丽端庄,幽默睿智。在英国,她结交各界精英,频繁出入酒会、讲座、论坛,官方的,非官方的,每到一处,人们都能感受到一种极富东方韵味的力量——优雅温柔的表达与坚定的国家立场的完美结合。

在那篇著名的《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之后,她和英国《金融时报》时任总编辑巴贝尔又有过一次碰撞,当时,傅莹即将结束驻英大使的任期。老辣的巴贝尔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软中带刺的问题,傅莹始终面带微笑,从容作答。这次采访涉及到了中国的文革,她讲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巴贝尔写道:这时,她的“眼里闪着一丝泪光”。折服于傅莹的“魅力和坚毅”,巴贝尔说,“我看到的是一个炉火纯青的职业外交家”。他这样描述他看到傅莹的第一眼:“这位朝我们餐桌缓缓走来的女士仪态优雅,没有中国官场上常见的那种严肃表情。身着粉红格子上衣和裙子,戴着一串粉白相间的珍珠项链,笑容灿烂。”

出任驻英大使之前,傅莹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在堪培拉、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对她的真诚和温婉同样感叹至深。2005年6月的一天,傅莹主持新书《澳大利亚全球:中国专辑》发行礼。而出席这次发行礼的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和不久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陈用林携妻女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有关,甚至有人声称中国在澳洲安插了1000名间谍。面对挑衅,傅莹依然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如果我要处理这么多的间谍业务,怎能有时间在这里与各位见面?”澳洲ABC广播网记者GRAEME DOBELL说:“从2004年3月赴澳以来,她从来没有用‘无可奉告’这样的语句搪塞媒体。”

傅莹希望用真诚赢得信任,但她从不苛求对方。她相信,每一次心灵的碰撞都会增添信任天平上的砝码,任凭那堵墙再厚,终究会有水滴石穿的一天。

在2011年《明镜》周刊的那次采访中,尽管傅莹表现出了令西方惊讶的坦诚,但她并没有完全说服德国的读者和听众。主持采访的苏珊娜·科博勒承认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水平的观点交换”,同时也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了共识”。

在德国《明星》杂志做了8年驻华记者的亚德里安·盖格斯也不同意傅莹在采访中表达的很多观点。不过,对这个中国通来说,傅莹接受采访本身就意味着突破。“据我的了解,许多中国官员还是很怕媒体采访,要不就说几句,要不就是官话套话,尽量避免直接回答问题。”

《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在海外主流媒体发出中国声音,当时西方媒体一边倒地曲解中国。文章发表后,一位英国读者在给中国驻英使馆的邮件中写道:“我谨代表全体国民,就火炬伦敦传递期间一些反华示威者的行径向您表示遗憾和不安。”

这就足够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人间自有公道。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诞生地。儒家主张德治,推崇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心理改造的教化方式,能使人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世界需要秩序,秩序的基础是道德,秩序的最高标准也是道德。“德不孤,必有邻”。

因为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傅莹便具备了敢于面对任何挑战的信心。她说:“记者的诉求是要难倒你,不要生气,这是他的职业。”她认为,接受采访是有风险的,但要表达你自己,就得冒这个险。

2011年,傅莹将自己在担任驻外大使期间的演讲和文章结集,以《在彼处——大使演讲录》的书名出版。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傅莹是“最能清晰地传递中国声音的使者之一”。

有力量才能更有耐心

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坊间普遍认为,傅莹是新一任外交部长的有力竞争者,结果却是比她年轻9个月的王毅出任外长。但是傅莹担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依然没有离开外交领域,这让无数“莹粉”感到欣慰,他们可以继续欣赏傅莹在外交舞台上演绎赏心悦目的东方文化的张力,表达发展进步中的中国心声。

傅莹以人大发言人的身份,开始了她在另一个舞台上的外交首秀。真的不要误读,温文尔雅的微笑表达不等于没有立场和力量。

2013年3月4日上午11时,中国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新闻发布会现场。傅莹在发言人席位上安静地坐下来,还是人们习惯的仪态优雅和微笑,看着对面的“长枪短炮”,等候着一个接一个的犀利提问。

第一个问题来自路透社,关于中国的军费。傅莹笑了:这“已经成为了大会新闻发言人的必答题。中国有过被侵略的屈辱史,中国加强国防建设是为了保卫和平,而不是为了威胁别的国家”。

轮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有关海洋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描绘建设海洋强国的蓝图,怎样缓和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摩擦,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加咄咄逼人。”

听完提问后,傅莹粲然一笑:“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注意到中国记者都笑了。其实你在中国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很多中国人的意见,包括媒体人的意见,是希望中国更加强硬一些,尤其面对挑衅的时候,希望有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个差距是存在的。”

她简略但不容置疑地陈述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窃取钓鱼岛的史实,并告诉日本人:“日本政府的文件、档案和日本学者的书里,对这个都有记载。”紧接着她说,根据二战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要把侵占的中国领土还给中国,但日本政府却上演了“购岛”闹剧,违背了两国建交时达成的共识。“因为这个共识不存在了,中国的克制也没有基础了,所以中国的海监船到钓鱼岛海域巡航是必然的。”

以事实为依据的推理无懈可击,悦耳的女性声音传达出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主权的坚定立场。

还是针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行为,那是一年之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在这次对话会之前,安倍抢到了主旨发言的机会。但是在发言前一天的电视辩论会上,志在必得的安倍毫无准备就中了傅莹的“温柔一刀”:安倍上任以来就“没有什么兴趣要解决钓鱼岛的争端”,反而在进一步扩大争端,并制造myth(离奇的神话)将中国渲染为一个会威胁日本安全的国家。她说:“我想他让这个区域里的人担心的一点是,他会修改日本的安全策略”。

对于中国政府派出重量级的代表团出席这次对话会,日本《外交官》杂志做出如下评价:这正是中国外交政策越来越明智、越来越成熟的体现。中方代表团包括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她正是21世纪中国更温和、更细致入微的外交政策的典范。“傅莹是安倍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让人想起了2012年,菲律宾和中国的船只在黄岩岛对峙时,傅莹严厉提醒马尼拉“不要误判形势”,不要“不考虑后果地加剧紧张局势”。

对于美国趁南海争端强化美菲盟友关系,傅莹犀利地指出:美菲盟友关系是“冷战的残留产物”。她说,如果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把中国作为对立方,如果美国利用中国和邻国的摩擦来强化美国与盟友关系,中国会对这种同盟打上很大的问号。

她的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即便面对尖锐的领土争端,傅莹也不会声色俱厉,但是谁都能从她从容不迫的话语中,感受到中国不想对抗的真诚和不惧怕对抗的力量,她永远用微笑告诉对手,不要抱任何幻想,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

对于误解,傅莹的回答还是微笑,但那是含义不同的微笑:给你时间,你可以慢慢地想,但是要认真地慢慢地想,中国有足够的耐心。

首先是我们没做错什么;其次,我们知道还有哪些不足,并正努力改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强大起来了。当你具备了不怒自威的力量时,还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