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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阅读的是 2015年5月刊

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多极世界中的中俄大国关系
本报记者 > 张永太

5月9日的俄罗斯红场阅兵,把中俄关系推到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国际观察家们一般的分析是,俄罗斯为了对抗欧洲制裁、中国为了遏制美国在亚洲的扩张,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名义,通过红场阅兵亮肌肉,显示联合抗衡西方的决心。
国内也有人相信这样的分析,并对中国的做法提出质疑:讨好俄罗斯得罪西方,划得来吗?对曾经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的俄国,能给予如此的信任吗?


黑龙江 
流淌着恩怨情仇的界河

 
中俄两国边界线总长为4300公里,在1991年苏联解体前,这一数字是7600公里。一条全长4440公里的黑龙江,其中的2854公里是中俄界河。如此紧密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关联度,决定了中俄两个大国之间一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关联。

14世纪中叶之前,俄罗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发展为东北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并领导其他公国摆脱了蒙古鞑靼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

1613年开始的罗曼诺夫王朝,开创了俄罗斯帝国的全盛时期。1721年,在与瑞典王国进行的北方战争中,彼得一世领导的俄罗斯取得胜利,俄罗斯参政院因此授予他“俄罗斯皇帝”头衔。从此,俄罗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列强之一。

彼得一世对内大力推行改革,对外大肆扩张领土,俄罗斯一度控制了北起北冰洋、南至黑海南部、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阿拉斯加的广阔区域,总面积达2280万平方公里。

中俄第一次交恶发生在363年前。1652年(顺治九年),沙俄入侵黑龙江,驻防宁古塔(今黑龙江省海林县)的清军与入侵者在乌扎拉村发生战斗。

此后的300多年中,为侵吞外东北地区的中国领土,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沙俄政府威逼利诱,巧取豪夺,侵略行径迄今仍让中国人怨恨难平。

外东北,包括外兴安岭(斯塔诺夫山脉)以南、乌苏里江以东、江东六十四屯和库页岛,总面积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这里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森林覆盖面积超过70%。自古以来,外东北一直由中原王朝直接或间接统治,唐朝时,大部分(除库页岛)属黑水都督府和渤海都督府,辽属上京道,元代大部分归辽阳行省,明朝归奴尔干都司和女真族,清代分属黑龙江省和吉林省。

自1652年中俄乌扎拉村之战,至1860年圆明园的罪恶之火,148年间,中俄两国先后订立了三个条约。

《尼布楚条约》(1689年订立)。乌扎拉村之战后,沙俄不断袭扰外东北地区,双方外交和军事冲突逐渐增多。1657年,沙俄派兵在清政府控制区内建立雅克萨城与尼布楚城;1685年康熙皇帝派军队攻入雅克萨;清军撤军后俄军卷土重来;1686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代表在尼布楚(现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定边界条约,确定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边界,以南属于中国,以北归俄罗斯。条约规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两国永结友好。

《瑷珲条约》(1858年订立,1860年清政府批准)。《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政府并未放弃侵吞中国领土、夺取通往太平洋出海口的企图,并专门成立了“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趁清政府内外交困之际,加紧对外东北地区的军事渗透,在黑龙江沿岸建立据点,实行军事占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政府趁火打劫,以武力威胁黑龙江将军亦山于1858年5月28日订立了《瑷珲条约》,条约规定,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俄国,其中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瑷珲区)对岸精奇里江(今俄国结雅河)上游东南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权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允许中、俄两国船只航行。《瑷珲条约》全面推翻了《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两国边界,是沙皇俄国明火执仗侵吞中国领土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致力于扭转大清王朝颓势的咸丰皇帝震怒于沙俄的强盗行径,毅然决定不批准这个条约。但是,这仅仅暂时为大清帝国保留了一点点颜面而已,丝毫无法阻止哥萨克骑兵的铁蹄对中国领土的肆意践踏。

《北京条约》(1860年订立)。圆明园的余烬尚未完全熄灭,吓破了胆的大清朝廷在英法联军的枪口下分别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此时,一直怂恿英法发兵中国的沙俄政府又以调停人的嘴脸向清廷索要“好处费”,半逼半哄与清廷订立了《中俄北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咸丰皇帝被迫批准了《瑷珲条约》,又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的4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相让。

至此,大清版图的十分之一、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沙皇俄国掠走,俄国成为占领中国国土最多的西方列强。

1900年,俄国以平定义和团为由参与八国联军出兵中国,当年10月,俄国武力占领整个东北后,企图与清政府订立条约,使其占领合法化、永久化。虽然,这个约定在中国民众的愤怒抗争和西方列强的干预下最终流产,但是,沙俄入侵东北的数年中,烧杀掠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并直接导致了发生在辽东半岛的日俄战争。

战火平息后,清廷向多国支付总共45666万两白银的赔偿金,俄罗斯取得约13243万两(占总金额的29%),是获得赔款最多的国家。

《瑷珲条约》之后,在美丽的黑龙江、乌苏里江里流淌的,在外东北广袤的原始森林中回响的,不再是中国人民的欢笑。滚滚龙江水中洒满了中国人民的血泪,成为沙俄政府侵略的犯罪记录,和晚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耻辱纪录。

圣·索菲亚大教堂
伴随着血与火的文化交融

 
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坐落在道里区兆麟街和透笼街路口的东北角,是远东地区最大的拜占庭风格的东正教教堂。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在黑龙江修建中东铁路时,修建了一座随军教堂。同年,俄国茶商伊·费·赤斯嘉科夫出资,对教堂进行改建;1923年,苏联人又对教堂做第二次改建,1932年11月25日落成。今天,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市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见证。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汉王朝已经是世界最发达的集权帝国,俄罗斯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13世纪,蒙古人把中国的艺人和工艺品带到俄罗斯,中俄文化有了直接接触。

直到17世纪中叶,俄国占据黑龙江的雅克萨,在当地兴建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俄罗斯文化开始传到中国。18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会派遣使团长驻北京,使团成员获得康熙皇帝赏赐并封授官衔,比其他派驻北京的教士得到了更多优待。当时,遣使来华是俄国培养汉学家的主要方式,一些教士在中国学会了汉语、满语、蒙古语甚至藏语,他们回国后教授学生,翻译中国典籍,成为促进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

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个多世纪,两国边境相对平静。俄国和清政府都急需通晓对方语言的人才。经清廷同意,俄国派遣留学生随传教士到北京学习汉语、满语,清廷对此十分重视,为他们的教学和饮食起居做了周密安排。这批留学生是近代欧洲第一批政府派遣来华的留学生。

18世纪后期,俄国出现了一股中华文化热潮,中国文化盛行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等城市,其后更扩展至西伯利亚和俄属远东;当时,俄国的王公贵族收藏了不少中国工艺品、文物和中式家具,一些王室府邸门前放置了中国的石狮子。

19世纪时,尼古拉二世向中国求书,特别提出索要佛经《丹珠尔》,道光帝便把约800册雍和宫典藏的佛教经典送给俄国。为了答谢,俄罗斯政府精挑细选了700本具学术意义的俄国图书回赠,这些图书涵盖了科技、外交、军政、数学、文学等357个领域,其中的大多数书籍由俄国的学术权威所撰。期间,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曾致函辜鸿铭,表示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兴趣,他曾读过孔子和孟子的著作,也曾尝试了解中国的宗教。著名汉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伊凡·扎哈罗夫、彼得·卡法罗夫、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列昂季耶夫、尼基塔·比丘林等,翻译了大批中国书籍。

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近300年,是中俄文化交往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一波文化交流,伴随着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充满着血腥,浸透了中国人的耻辱和仇恨。放眼东北大地,至今仍随处可见沙皇俄国殖民文化的遗迹。

或许,侵略者当初的经济目标远远超出文化目标,甚至没有文化殖民的主观自觉。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令人不堪回首的300年,置于中俄两国和两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必须承认,任何形式的民族交往,一定会表现出文化交流的意义,不论交往的手段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也不论相伴生的文化交流过程是痛苦的还是美好的。就像哈尔滨的圣·索菲亚教堂,它是殖民和掠夺的产物,也为粗狂豪迈的关东文化增添了一抹西方宗教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亮丽。

那本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暴力时代。在西方,人权理念没有和工业文明同步到来。科技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他们攫取财富的欲望无节制地膨胀,平等博爱的宗教精神被炮舰的强权取代。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日趋没落的中华帝国沦为列强鱼肉,除了割地赔款,就是从沿海沿边到内地逐年增加的教堂、教会学校,以及各种西式风格的建筑,上海外滩、天津“五大道”、大连旅顺口、广州东山、青岛八大关、宁波老外滩⋯⋯

殖民遗迹不仅见于中国。

赫尔辛基,波罗的海岸边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芬兰共和国的首都。闻名欧洲的赫尔辛基大教堂坐落在城市的议会广场。教堂正门的百级台阶下,有一座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铜像。在1808年爆发的瑞俄战争中,瑞典战败,被迫割让属地芬兰,亚历山大一世建立了芬兰大公国,自任大公,芬兰从此正式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附属国。1894年,芬兰大公国修建了这座铜像,纪念沙皇俄国取得对芬兰的宗主权。本世纪初,我陪同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这座城市。我对当地的朋友说:“这是殖民的见证。”芬兰朋友回答:“是,但它首先是历史,是文化。”
   
喀秋莎
两个伟大民族患难与共的情感共鸣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22年,社会主义苏联成立。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推翻帝制后的混乱之中。

前面谈及了中俄之间关于边界的三个条约,再说说中俄之间的另三个结盟条约:1896年6月3日订立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1945年8月14日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2月14日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日本国如果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它援助与支持。”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相互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

在50多年的时间里三次结盟,并且全部针对日本,这在近代世界国家双边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期间,俄国经历了帝俄和苏联两个时期,中国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阶段,两国的社会制度、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针对日本对亚洲和平的威胁,两国一直保持高度共识和警惕。

天下大势,分久必和,和久必分。决定国与国关系分分合合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中俄、中苏关系也是如此。《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墨迹未干,沙皇俄国便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就连这一条约的原件,也被俄军士兵从慈禧太后的卧室中抢走。4年后,为与日本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利益,又把辽东半岛变成两个强盗厮杀的战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成为中国人民的痛苦回忆。

日俄战争后,俄国的失败直接导致了1905年的大革命,也恰恰是在这一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两个国家同时开始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

革命期间,列宁对俄国人民说:要“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来支持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和中国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产生了强烈共鸣,成为开创中俄两个伟大民族关系新纪元的基石。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在苏联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国共两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战期间,中苏两国分别是欧洲和亚洲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主战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西线希特勒德国虎视眈眈的艰难形势下,依然对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给予了全方位支援。

1932年12月12日,中苏宣布恢复因国民党清共中断的外交关系。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定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苏联援华军事物资开始陆续运往中国。1937年12月南京失陷,中国抗战形势更加险恶。中国政府呼吁美、英、苏等国家给予援助。1938年5月10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关于苏联方面援助一节,丝毫不必疑虑,苏联当尽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解放斗争中之伟大的中国人民。”

自1937年11月开始,苏联政府陆续派遣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来华。仅武汉抗战期间,援华苏联军事专家达3665人,军事顾问200多人,在中国服务的苏联总人数约5000人(含志愿飞行人员)。参与援华的军事顾问中,包括苏联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朱可夫、巴季茨基、崔可夫、雷恰戈夫、日列加夫等苏联元帅和将军。1938年5月至8月的武汉空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9次并肩作战,共击落日机62架,给日空军以有力打击。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等15名空中勇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初期阶段,正是斯大林排除民族主义偏见,以无私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行动,坚决抵制了英美等国主张的绥靖主义,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挫败了侵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起到了示范作用。而美国政府不但拒绝了中国的援助请求,还为日本提供了大量原料和军用物资。
当然,中国对日本入侵的坚决抵抗,粉碎了日本占领中国后从西伯利亚进攻苏联的企图,苏联因此解除了东西两线作战的担忧。这对于苏联集中力量准备抗击德国入侵,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还必须提到苏联和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今天看来,并非是斯大林主动出卖中国利益。当时,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已经就绪,斯大林清楚地知道,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已经为苏联在东欧建立战争防备缓冲带争取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扫荡了西欧和波兰之后,希特勒必将入侵苏联。此时,他迫切需要亚洲方面的相对平静。

正因为对战局做出了正确判断和部署,所以苏联红军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攻克柏林。即使今天看来,这样的战略部署也应该肯定。

攻克柏林四个月之后,1945年8月9日零时,150万苏联红军突然越过乌苏里江、黑龙江和蒙古大草原,分三路攻入伪满洲国,70多万日本关东军像雪崩一样,在24天之内溃灭。3.2万名苏联红军将士血洒黑土地。苏联出兵后第25天,中国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今天,东北人对当年解放者的感情是复杂的。一位老人说:他们帮助我们夺回了我们曾经失去的,也强迫我们放弃本属于我们自己的。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说过:参加对日作战也有我们的切身利益。但是中国从未忘记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帮助,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在牡丹江、绥芬河、东宁,甚至在虎头这样的小镇上,不同形状、各种大小的红军纪念碑随处可见。历史的色彩从来不是单一的,但苏联红军为解放东北流下的血都是红的。

1939年,朱可夫指挥苏蒙联军在满蒙边界的诺门坎大胜日军。这次胜利催生了一首《喀秋莎》。2015年5月9日,当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的中国军人方队,在《喀秋莎》音乐声中通过红场时,现场一片欢呼,很多俄罗斯人留下了眼泪。在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在中国的东北,《喀秋莎》的旋律不仅仅是对那个血与火的年代的记忆,更是两个伟大民族患难与共的情感共鸣。
 
“156项”
中国工业和核事业的摇篮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月3日,中苏建交。1950年2月14日,苏联宣布废止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宣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新中国成立当年,苏联即以材料、装备等实物形式,向中国提供了利息仅为1%的贷款3亿美元,占三年恢复时期中央政府总投资的14.3%;援建了恢复经济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共50个重点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3年中,中国累计从苏联进口各种货物46974万卢布。在西方的严格封锁下,苏联是中国获取装备、材料和其它物资的唯一渠道。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决定大幅增加对华援助,他改变了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了中苏间的一些不平等约定,从旅顺撤军。在提供常规武器方面,一改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淘汰装备的做法,提供现役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1954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承诺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的基础上,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后来实际落实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项目,包括陆海空三军主战装备制造厂。

赫鲁晓夫不顾苏联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从1957年末起,对华提供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样品。第二年,又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帮助中国建成了铀矿、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中国的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由此起步。

这些项目中的设备,主要以易货贸易的形式实现而不是贷款,提供技术是免费的。

1958年夏天,中苏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发生争执后,1959年赫鲁晓夫“毁约撤专家”,中苏关系陷入困境。但至1957年底,150个项目半数以上按期建成或部分建成,到1969年,150个项目全部建成。仅仅19年,中国就建起了以“150项”为核心、包括900多个大中型项目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仅仅10年,就以几十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建立起了包括核工业在内的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创造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奇迹。

从1950年开始,苏联带头在历届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坚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台湾政府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席位,并曾表示:如不恢复新中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苏联将退出安理会。即使在中苏交恶后,苏联的这一立场并无改变。

但是,领土和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领导人和人民心中的一道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两国学者就此展开了影响巨大的辩论,辩论推断:中苏将因领土和边界争端引发冲突。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谈到了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割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史实。同年10月9日,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客人谈话时,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意见:赫鲁晓夫派兵进攻中国是困难的,但我们要有准备。因此,我们的讲话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在边界谈判上,我们要采取攻势。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也许你们以为我们真正要收回154万平方公里被沙皇俄国占领的土地,我们不要,这叫放空炮,引起他紧张。

这一年2月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发生在中苏论战的特殊历史时期。两党两国关于国际共运路线的争论已达白热化,同步进行的边界谈判无疑是火上浇油,毛泽东表明的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立场,完全被相互批判的硝烟淹没,苏联产生了中国要收复失地的严重误判。

大辩论之前,苏联官方是承认《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的不平等性的。但是将历史事实与“中国收复失地”的判断叠加,问题就复杂了。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苏共中央要求,将有关教科书、学术著作、地图中,对《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的“错误说法”和“不正确评价”全部改正过来,“出版新的学术著作”。

这当然是篡改历史。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史学界集中火力,揭露和批判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对方也动用全部舆论工具,批判中国的大汉族霸权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直至酿成1969年在珍宝岛刀兵相见。

对于中苏间化友成仇,让热衷于冷战思维的西方世界倍感兴奋,他们起劲地推波助澜,因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不论谁垮台,都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当时,正陷于国内动乱高潮期的中国一片恐慌,人们相信,可能在明天,“苏修”的原子弹就会降落到他们头上。

喜剧之后是悲剧。新中国成立后40年的中苏关系,不论喜剧还是悲剧,都是如此地惊心动魄。这段令人痛心的历史告诫我们:缺乏理性和政治互信的误判,对于双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后果是何等的严重。
 
世代友好  永不为敌
多极世界中大国关系的典范

 
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格局发生历史性改变,中俄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1991年12月27日,两国政府发表会谈纪要,明确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1991年5月16日和1994年9月3日,两国先后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和《中俄国界西段协定》,1999年4月,完成了东、西两段国界叙述议定书及其附件的制定,标志着中俄国界已协商一致地段的勘界工作结束,中俄国界首次有了准确的实地标示,横亘在两国关系中时间最久的冰山终于消融。

1991年至今的24年中,中国经历了3任国家元首,俄罗斯经历了4任总统。不论如何评价两国历任元首的主政功过,就中俄关系而言,两国都保持了立场和政策的一致性,双边关系在政治和法律定位上持续稳定发展。

1992年12月,签署关于两国相互关系基础的北京联合声明,决定把双边关系提升到“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的新阶段;1994年9月,签署莫斯科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签署北京联合声明,确定两国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两国元首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毫无疑问,中俄两个大国针对外部威胁进行的“接触和磋商”,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2015年5月,习近平和普京亲自签署了《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中俄最重要、最好大国关系的定位,得到两国元首、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认同和务实推进。

不论是中俄两国还是国际社会,都认为中俄双边关系进入了史上最好时期。这当然是中俄两国和世界和平力量希望看到的局面。24年中俄关系开创的新局面,为两个伟大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在多极世界,抵制强权和冷战思维惯性,致力于和平发展、合作发展,推动建设公正、理性、平等、非对抗的国际新秩序。发展双边关系,不应以损害第三方利益为前提。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在双方发展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绝不以大欺小、恃强凌弱,通过协商解决利益分歧,任何时候不对抗,不以武力相威胁。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共识,我们对中俄两国发展“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双边关系充满信心。

今天,沙俄帝国攫取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历史,还是一些国人迈不过去的一道坎。但是必须要说,中俄双边关系能有今天的局面,理性认识、冷静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至关重要。

19世纪中俄签订的一系列领土边界条约,确实是沙俄强加于清朝政府的。但是,按照国际法公约,立约是两个主权国家的行为,所订条约都履行了法定程序,此后的民国历届政府对此没有提出异议。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中苏友好时期,亟待在重建经济中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国不可能提及这一敏感问题。直到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两国开始边界谈判时,才不得不正视历史遗留问题。在斯大林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军全面越过“条约线”,形成了一条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苏方实际控制线”。中方始终坚持以“条约线”作为谈判基础。1986年,戈尔巴乔夫一改苏联当局以往的立场,承认两国存在边界问题,表示愿意按照国际公法,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建设一条和平边界。同年,邓小平做出积极回应。此后,双方边界谈判才走上正轨,组建了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应该说,中俄全面解决边界问题,是双方遵循国际法准则、尊重历史,并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大局为重的结果。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存在边界争议,也因此引发了数次武装冲突和边境战争。冷战结束后,中国一贯主张以对话的方式解决双边利益争端,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需要和平发展的环境。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彻底消除了中俄之间的历史芥蒂,为两个大国携手发展,造福两国人民,影响世界格局铺平了道路。

我们当然希望钓鱼岛和南海争端也能和平解决。和平解决需要双方都拿出诚意,一味以武力相威胁只能导致对抗。中国不愿意对抗,但也绝不害怕对抗。

2015年5月8日,俄罗斯媒体的镜头锁定了这样一个细节:习近平在莫斯科为在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俄罗斯老战士颁发纪念奖章,90岁的老战士加维尔托夫斯基起身时,习主席见他腿脚不便,马上说:“我过去给你颁奖,你别过来了。”习近平快步走到老人身边,为他佩戴上纪念奖章。此时,全场掌声雷动。

这掌声,是中俄两国人民“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神圣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