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孙四代的红木情缘

来自当代中国
2017-06-27 16:51:22
蒋小栋和红木车间的雕花师傅切磋技艺

本报记者 > 张永太 撰文   宋吉河 摄影

老蒋叫蒋南苟,60多岁;小蒋叫蒋小栋,不到40。父子俩经营着一家家具公司——常州新世纪家具有限公司。公司的业务分为两块:一块做现代办公家具,另一块做传统苏式红木家具。现代办公家具的盈利用来维持公司运营,父子俩的主要精力用在红木家具上。

2016年,公司的“明清红木家具制造技艺”被评定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记者日前来采访这对父子时,他们正准备把这项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遗产。


“讨生活”开始的百年传承

常州武进遥观镇人金小林出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因家境贫寒,儿时便背井离乡,跟着当地老木工去上海讨生活,在上海“红木街”学得一身好本事,成为当时红木街上数一数二的“大师傅”。遗憾的是,他因残疾无法生育子嗣。

49岁时,金小林回乡省亲,偶尔看到小乡梓蒋产法对木头有极高的天赋,便说服他的家人,将蒋产法认为义子,带着13岁的蒋产法回到上海,将一身的红木手艺传给了他。

1937年,金小林不幸在淞沪战乱中遇难,此时的蒋产法在沪宁一带红木雕工行当里,已经坐上前几把交椅。为了躲避战乱,他回到老家武进,在乡下做木匠养家糊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了江苏省外贸设在常州的红木家具厂,成为厂里的雕花师傅,凭着一把刻刀干到退休。苏北有几家做外贸红木家具的工厂早就觊觎老蒋师傅的手艺,听说他退休了,纷纷请他过去做指导。结果是,退了休的蒋产法比不退休还忙。

武进人杰地灵,先后诞生了19位帝王、9名状元和1546名进士。蒋南苟生于1953年,他说“自己一进课堂就晕晕乎乎,看到父亲蒋产法的那套雕花工具,闻着木头的味道,就格外兴奋”。13岁时,蒋南苟辍学了,跟着父亲奔波在苏北的几家工厂,学习红木雕刻。

没读万卷书,却行了万里路。

蒋南苟跟着父亲走南闯北,见到了许多难得一见的老红木物件,不仅学到了父亲的手艺,还长了不少见识,开了眼界。蒋南苟的博闻强记是朋友圈公认的。他手机的电话簿里只有号码没有姓名,但他能准确记住每一个号码的主人是谁。“课本上的东西看几遍也记不住, 那些雕在木头上的花鸟山石我看一眼就记得很清楚,我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蒋南苟说。

年轻时的蒋南苟已经技艺超群,在苏南一带名气越来越大。凭籍超强的记忆力和超越常人的刻苦,他能把中国红木家具的发展历史,从明朝讲到清中期、清晚期直至民国时期,对于各种木料的生长环境、产地、特性,以及不同木料对工艺的要求等,更是烂熟于胸。

上世纪80年代初,武进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武进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苏南模式”的发祥地。1983年,蒋南苟在老家蒋家塘办起了红木家具厂。“有了手艺后一直想自己干。计划经济时,红木材料只供给国营外贸厂,你想干也没法干”。


1992年,蒋南苟的家具厂从蒋家塘迁到了遥观镇。“从来没有想过靠做红木家具能挣多少钱,只是想完成一个心愿。几百年前,前辈们就能做出那么好的东西,我要试试我们这些人行不行”。

新厂建起两年后,他只身来到北京。

红木家具发源于苏南,后来进了北京的皇宫和权贵们的私邸。皇家的东西讲究气派,所以在苏式的基础上有了诸多改进,成为所谓的“京式”。800年古都集中华民族文化之大成,也代表了红木家具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平,蒋南苟要站在制高点上。

当时的北京已经有了潘家园古玩市场,蒋南苟慕名而去。“那里不行,看不到好的红木物件”。几番考察后,他把落脚点选在了故宫和友谊商店。“故宫里的东西当然都是最好的。那时候友谊商店的商品主要卖给外国人,也有好的红木家具”。

蒋南苟在北京呆了7年。7年中,他像一只蜜蜂,不辞辛劳地汲取营养,再酿出芬芳甜美的蜂蜜。终于,他制作的仿明式红木家具得到了北京某著名酒店的认可,蒋南苟拿到了第一份大订单。

此时,蒋家红木家具制作技艺又开始了新一轮传承。

蒋小栋,1978年出生,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学习红木技艺。“像是轮回,我和父亲一样,从小痴迷红木家具,学上得也不好”,小栋说。

父子俩都是古道热肠,看不得别人有难。常州有一位老画家,画作一流,但性格有些怪,从不卖画,老伴常年住院,两个儿子一个夭亡,另一个远走他乡,生活很是拮据。这些年,老人的一切生活用度、老伴的住院费用,全靠蒋家帮衬。我们采访时,这位画家已是肝癌晚期,正在医院治疗,费用自然也是蒋家支付。小栋为老人请了护工,还是不放心,每天几次跑医院去照看。

和小栋交流时,父亲蒋南苟在一旁听,所以儿子有点放不开。“我和父亲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

所谓一致的地方,小栋说:“真材实料,榫卯工艺,鱼皮胶,大漆,这些都不能变,变了,就不是传统技艺了。”

所谓不一致的地方,“现代人的居住环境变了,审美观念变了,我们的制作也得变。”蒋小栋说,“其实可以分两部分考虑,一是纯粹传统的东西,要做得原汁原味,要牺牲一些实用性;另一种主要考虑实用性,改动要大一些,有的工序可以用机械完成,保证一定的生产数量,当然要牺牲一些艺术性”。

其实父亲也承认,即便是老的红木物件,用料也分三六九等,“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小叶紫檀、海黄、金丝楠,鸡翅木也是红木,但价格便宜多了”。

现在,工厂是两条轨道运行。父亲的轨道坚持明清款式,“你来找我做家具,要按我的规矩来。客户的看法不成熟,一会这样好一会那样好,他不了解红木家具。我要讲给他听,你不同意那就算了,可以找别人去做”。

儿子的轨道要灵活一些,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设计制作。“我买来加工设备自己改造,让它能实现更多的功能,也研发新的手工工具。红木技艺的发展创新,实际是工具创新”。小栋说。

看来父亲并不反对儿子做这样的尝试,“他年轻,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快,会超过我的”。但是要完全按儿子的主张做,他在情感上很难接受,我大概明白他的担忧,怕走得太快了,会把老传统丢掉。他不允许传统技艺只是一个摆设,供后人瞻仰。

对于传统,继承与创新永远是一对矛盾。理论上不难说得清,实践中会有很多难题,分寸不好把握。倒是觉得蒋家父子目前的状态挺好,相互包容又相互制约,一道寻求继承与创新间的最大公约数。


找回失去的技艺

红木家具作为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始于宋元,盛于明清。其造型风格按年代可分为明代、清前期和清后期;制作技艺按地域可分为苏式、京式、广式。在不同的时期,苏式、京式和广式各领风骚。

制作红木家具的木料主要来自东南亚。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船队出发港口和物资集散地都在苏州太仓的刘家港。所以,苏州最早成为红木家具的制作基地。苏州人文鼎盛,工匠水平高,文人也参与设计,一些官宦人家甚至自己选料、设计。所以,苏式红木家具在自然主义风格中加入了更多的人文情怀。不论是官帽椅还是圈椅,你坐上去,便能生发出一缕思古之幽情。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力量,至少能让你静下来。这便是苏式红木家具的魅力。

苏式匠人进了京城,按照皇家要求,设计中加入了很多宫廷文化元素,做工更为精致,便是所谓的京式。

直到乾隆前期,苏式和以苏式为基础的京式都是红木家具的主流。那个时期的红木家具,用料考究,造型简洁明快,线条流畅,像一位饱学的儒士,着一袭长衫,便令人肃然起敬,自有一番举重若轻的艺术美。

到了乾隆后期,清王朝在世界上的比较优势已不复存在,颓势渐显。朝廷实行“一口通商”,东南亚运来的红木都集中在广州港,红木家具的广式制作应运而生。“当时,朝廷用表面的奢华掩盖内里的衰败,造办处的官员欺上瞒下,想方设法让皇上相信用工越多,家具就越好,动辄几千个工、上万个工,结果设计愈发繁缛,款式愈发笨重”。蒋南苟说。

民国时期的红木家具更多吸取了欧洲和日本的风格,造型制作更趋简捷精巧。

蒋南苟称,他的红木制作是“杂家”:“基本骨架是苏式,也揉进了京式的一些技术。要看家具做什么用,摆放在什么位置,再确定用哪种料,用什么样的工艺。红木制作技艺一直在发展,不能说哪种技艺绝对的好,要看你做什么物件。”这也是他常常会和客户产生分歧的原因。

来定做家具的客户大都是外行,来之前做功课,请教10个人得到10种建议,反倒被搞糊涂了。蒋南苟又是一根筋,他给客户出主意时,不会以挣钱多少为依据,而是既考虑对方基本需求,又要维护传统规矩,按他的主意做常常会省钱。正所谓“宁和明白人吵一架,不和糊涂人说句话”,因为信息不对称,很多时候交流不在一个频道。“很累”,他说。


2015年年初,蒋南苟带着一对仿乾隆紫檀花鸟纹顶箱大柜来北京参展。这次,我们又在工厂的展厅里见到了这套重器仿品。小栋告诉我说:“有人来看过,想买走。我父亲舍不得卖,就留着吧。”

这是一对标准的大方角四件柜,精选紫檀大料制作,俗称“满彻”,里衬是上等金丝楠木。有门闩,带柜膛。立柜中部装架笼,设抽屉两只。横竖材混面,也称“泥鳅背”“盖面”,是紫檀家具上常见的线脚。侧山为紫檀实木板,落膛起鼓做。后山是两扇可拆卸的“扇活”,以木销与柜体插接。扇活费工费料,但搬运时可拆下,是宫廷家具中很讲究的做法。

作品最出彩的是十幅铲地高浮雕,分别雕刻在四扇柜门、四扇箱门和两个柜膛立板上,图案是荷花、浮萍、玉兰、天冬、灵芝、牡丹、芭蕉、水仙、芍药、藤萝、松、竹、梅,以及绶带、鹭鸶、芦雁、鸽子、喜鹊、画眉、仙鹤、锦鸡等,寓意“喜上眉梢”“锦上添花”“富贵荣华”“一路连科”等等。十幅作品独立成章,又相互呼应,画面章法严谨,疏密得当,穿插自如,花瓣、枝叶的造型极富立体感,其中花枝的透雕难度极大,是典型的清中期风格。

“铲地”高浮雕是清代皇室紫檀作工的特殊工艺,即将图案之外的底子全部铲平,使图案凸现。与一般硬木家具的“起地”浮雕相比,同样的图案,“铲地”浮雕需要多几倍工时。蒋南苟的这对作品,浮雕底子平整如镜,绝非普通工匠能力可及。

作品的金属饰件相当讲究,底足包铜套,柜膛翻板有铜提环,合页、面叶造型典雅,錾刻图案精美,鎏金均匀,鎏金饰件与紫檀柜体色泽反差强烈,既富装饰效果,又能冲淡大型家具给人的沉闷感。

紫檀顶箱大柜从来是宫廷重器。弘历登基后,原住地“乐善堂”作为肇祥之地更名为重华宫,宫内陈设有一对紫檀博古花卉纹大四件柜,纹饰华丽,极尽精雕细琢之能事,是典型的清早期风格。在中国古典家具学者田家青的著作中,有对这套重器的详细介绍,称其是一件密藏多年、风华久闻于海内外的宫廷家具名品。

蒋南苟仿制的原件为清内务府重臣庆小山家族珍藏,显然不是重华宫当年的那一对。田家清认为,庆家收藏的极可能是圆明园流散的珍品。在2007年保利秋拍中,这对顶箱大柜创下了2800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格。

为仿制这对清宫重器,蒋南苟10次进京观摩,研究原件的用料、设计、结构、雕花。2009年开始下料,至2012年完成结构和雕刻,又用两年多的时间打磨,2014年年底制成。蒋南苟的仿品与庆小山藏品的形制、用料、工艺无二。

在蒋南苟的展厅里,类似的明清宫廷重器仿品有十数套之多,每一套都仿制得惟妙惟肖,神韵毕现。

为什么下这么大功夫仿制这些老物件,他的理由很简单:“每次看到故宫里的那些老家具,都觉得愧得慌。一些传统工艺已经失传了,这些都是靠口传心授,一旦断代就很难接下去。仿制老家具是最笨的方法,也是最好的办法,通过从里到外地仿制,把丢失的技艺找回来,培养出几名工匠,然后再想怎样创新。”


做红木做的是良心

在国家相关标准中,把红木家具分成三类:全红木制作、红木包覆和部分红木制作。且不说后两类,仅是全红木制作的家具,就足以让普通消费者云里雾里,找不着北了。

红木是对生长在热带雨林中硬质木材的统称,因为高温高湿的环境,热带植物通常生长速度快,但是红木的生长却极其缓慢。“比如紫檀,是先长树皮,几十年之后,树皮已经很厚了,但是里面的木心只有筷子那么粗细”,蒋南苟说。即便用放大镜看小叶紫檀、花梨木等上等红木的横断面,也只能看到漂亮的花纹,而无法分清年轮。红木之珍贵和稀少由此可见。

2000年以后,国内市场对红木家具的需求猛增。海南红花梨、小叶紫檀早已绝迹,东南亚黄花梨、红酸枝等上等红木也无法满足中国市场需求,就从非洲大量进口。蒋南苟说:“非洲料良莠不齐,一条船运过来,里面好的不好的都有。你可以买一船,价格很便宜,也可以挑好的,价格就比较高,像赌石一样。有一种非洲料叫‘皮灰’,比紫檀还重,纹理和紫檀差不多,但质量就差得远了。做成家具,表面处理仔细一些,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这种情况很多。”

所以他说,做红木家具,靠的是良心,首先要用真材实料。

蒋南苟承认他挑木料有看走眼的时候,“我们在这一行滚了几十年,也不能保证不上当”。但是他又说从来没有卖过一件以次充好的家具,“你买料时上当了,把料破开后一定能看出好坏,人家来买家具时,要如实说明,不能昧良心”。

其次是不能偷工。

“苏式”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苏州周边一些地区的传统红木制作技艺也归入苏式的范畴。常州历来是红木家具的重要制作基地之一,并且形成了“常式”工艺特征,包括浸蜡、穿鼻榫结构、擦漆、无缝隙镶平面、柜类家具内用镶板等。蒋氏祖孙四代都是常式红木制作技艺的领军人物。

“渗蜡”工艺源于明代,后濒临失传,这些年被重新挖掘整理出来。蒋南苟制作每一件家具之前,都要把木料放入蜡池加温,让白蜡慢慢浸入材料里面,一次浸蜡要持续数月。“渗蜡”后的材料制成的家具,物理性能稳定,不易开裂变形。“当然,紫檀、海黄、红酸枝这样的顶级材料,就不用浸蜡了”,他说。

他把“擦漆”改成“擦蜡”。家具做好后先是用水砂纸由粗到细打磨,磨去雕花时雕刻工具无法去掉的痕迹,再用干布蘸蜡反复擦拭,直至光亮如镜。打磨和擦蜡的关键是不能遗漏每一个细微之处,所有凹凸不平的地方都要磨到擦到,擦蜡后不能有一点蜡残留。在他的展厅内,每天都有工人在擦蜡,有的家具已经擦了几年,擦了几十次,触之如婴儿肌肤。


无缝隙镶嵌平面已经是他们的工艺标配,虽然繁琐,但是每件家具都要这样做。

内镶金丝楠木板的工艺只用于紫檀家具,“不能所有的红木柜子都用金丝楠做内镶板,还要考虑价格问题”,蒋南苟说。

从1983年算起,蒋南苟自己做红木家具已经30多年。每件家具都是这样一丝不苟地做下来,“没想更多,本就应该这样做”,他说。

对于各种展览评奖,他非但不热衷,甚至有些抵触。他们的家具也获了不少奖,“别人非要你去,都是熟人,不好意思不去。至于评了什么奖,我也搞不清楚”。就连“申遗”也是蒋小栋磨破嘴皮的结果——他认为那些个称号都是虚的,“红木家具做的是良心。明清风格不能变,真材实料,手工工艺,这些都不能马虎。从你爷爷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家具做得好不好,要一百年以后再说话”。

现在,对于“申遗”这件事他倒是想通了:“申遗成功了,政府会更重视,这对保护和传承传统技艺有好处。”

被列入江苏省“非遗”名录后,蒋南苟为申请国家级“非遗”忙碌起来:找专家咨询申请程序和标准,向客户征求对产品的意见,更多的时候是在车间里仔细看每个工人的操作,思考需要改进的地方。“‘申遗’对我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逼着我把整个工艺过程捋了好多遍,也改了一些环节的操作方法。现在看来,工艺运用更合理了,产品质量的可控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