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 低空里的自由鸟

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2017-09-30 13:17:20



美国音乐界流传着一种说法,一个高雅音乐的表演艺术家如果没能站在纽约林肯中心的舞台上收割掌声,就不算摘下了这个领域象征成功的果子。一些或近或远的传奇故事在漫长的时光中佐证着这条规则。譬如歌剧女神Maria Callas名望席卷欧洲的时候,来这里演出的心愿却被礼貌地拒绝了。女神把这看作一种羞辱,她用了十年让自己站在这个舞台上。这一类故事赋予这些金灿灿的拱门建筑浓烈的象征意味,它们由执掌石油帝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捐资兴建,如今存放着古典音乐帝国的宝冠和权杖。

龚琳娜女士知道这些故事。2017年7月14日,她在林肯中心表演以屈原《九歌》为主题的大型音乐作品《云河山》。金色大厅空旷又拥挤,那些传奇故事的主角仿佛簇拥在身旁,最熟悉的名字是梅兰芳和邓丽君,龚琳娜是站在这里的第三个中国人,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前来观演的《纽约时报》记者使用了“非凡”、“无与伦比”来形容这场表演。龚琳娜后来对我回忆,演出前两天的清晨,她跑到附近的中央公园“使劲儿哭”,“觉得没有办法把一首歌唱出来,怎么办啊,马上就要演出了。”

这样的高光时刻精确地契合了龚琳娜一贯乐于使用的宏大句式。“为了中国音乐”、“中国音乐的地位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从西方音乐的统治中突围”——她从不讳言自己的野心和使命感,并自信拥有与之相配的技巧。在采访中,她随口哼唱,声音锐亮、通透,像出弦的箭。“这么好的声音在全世界都难找,清澈中透射着明媚。”龚琳娜的丈夫和制作人老锣这么评价她,这个以极度挑剔闻名圈内的音乐人就是因为声音爱上了她。以至于结为夫妻多年之后,龚琳娜曾经问老锣,“如果我不是一个好歌手,你还会爱我吗?”他给出了“我不知道”这个坦率到有点儿伤人的回答。

然而,与使命感形成讽刺对照的现实是,龚琳娜在艺术意义上的成功仍然是西方评价体系内的成功。她在中国的知名度则被网络化和泛娱乐化的喧嚣浪潮裹挟,成名作《忐忑》被封为“神曲”——这个带有微妙贬义的标签之下还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叫《小苹果》——“因为没有人有我这个水平,所以只能把我拉到那个水平去。”



中午12点30分,穿着蓝色旗袍的龚琳娜如约而至,采访地点定在她位于北京国奥村小区一楼的家里。落地窗外是小花园,微风轻轻地摇摆着,把树枝斜长的影子印在玻璃窗上。这是龚琳娜以此地为家的最后几天,随后她们一家人将迁居大理,“进入一种真正的、属于生活的状态,我们必须要休息了。”

显然如此。偶尔停顿在思考的空隙里的时候,龚琳娜看上去难掩疲倦。两天前她刚从纽约归来,再之前是一个月没有休止符的排练。她已经42岁了,精力随着皮肤一起松弛下来,眼底的细纹和暗色显露无遗,而日程的尾声就如堆积在房间里的打包箱和家具一样凌乱。助理安排着各项事宜,一个记者上午离开了,另一个记者的电话咬住采访的尾巴。但只要她张口说话,你会感觉到那些逃逸的气质重新凝聚在她身上:丰富的表情、凌厉的手势以及朗诵般的语调,斗志昂扬、坚若磐石、诲人不倦。实际上,“说话”这个定义甚至不如“演讲”确切,但这就是龚琳娜的风格,或者说能力。她把一个二十多平米颇显杂乱的房间,轻易地带回演唱会舞台的庄严气氛之中。

“一个甜蜜的女人,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她就变成了一团火……我十分震惊。”龚琳娜的搭档和朋友、美国作曲家戴维朗对我感叹。“和龚琳娜相处的时候,我感到充满激情。”

与龚琳娜交谈过的人很容易被她的激情感染。“唱完《河伯》时,我也想跳河,我就想看看这个河里是不是这样。”她缓慢地说着,声音里浸润着某种醉意,“那紫色的贝壳,那鱼鳞变成的宫殿,那么漂亮。屈原为什么没跳山,没吊死,而是选择了跳河?因为河里的宫殿啊,河里的鱼,都在欢迎着他。”

她真诚而惊讶地回答了“描述是否过度渲染”的问题。“一点儿也不夸张。唱那首歌的时候,我的全身心都在感受着河的美丽。我就能明白屈原死的那一刻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他的死不是因为无奈,也不是逃避。是为了……新的开始。”

“你对屈原有共鸣吗?你念他的诗你会哭吗?你会流泪吗?”停了一会儿,龚琳娜抛出一串问号。眼神慈爱地打量着我,身体前倾,仿佛面对一个渴望追求知识的孩子。

“不会,我们从前只是在课本里看过他,只知道屈原是一个上下求索的人。”龚琳娜自己回答了。“但是我会,在我的音乐世界里。”她说得很郑重。



龚琳娜世界的音乐似乎与生俱来。母亲是衬衫厂的小职员,在“文革”中荒废了青春,就把失落的梦想统统倾注在龚琳娜身上,很早就让她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龚琳娜三岁登台表演,五岁上了电视,七岁进了贵阳苗苗艺术团担任“台柱子”。“努力最大程度上是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龚琳娜回忆说,她唱歌,妈妈就在一旁拉手风琴,日复一日,这是她的童年和使命。在电视台的旧影中,小龚琳娜穿着蓬蓬裙,额头点着红点,声音稚嫩而诚恳:“我有一个愿望,长大当个歌手……”

但音乐仍然是一条狭窄的成功之路,一个孩子幼年破壳的天赋不意味着长久的坦途。1992年,在贵阳读艺校的龚琳娜模糊地感觉“贵阳太小了,限制发展”。她试着写信向北京音乐学院附中自荐,并幸运地成功了。附中一年的学费是2500元,这对家庭是个负担。母亲最初反对她来北京,龚琳娜哭着说一定会拿到给优秀学生的免费名额,“来北京是我的梦想。”她坚决地对着母亲说。

强烈的焦灼感笼罩着孤注一掷的青春。这个庞大的北方城市给龚琳娜的是陌生、水土不服和一身的红疙瘩,她没上学就休学了半年。指导老师杜斌在一茬子学生上了半年课之后,才发现班里冒出这么一个身材矮小又怯生生的贵州孩子,“一到课间休息就逮着我。”她微笑着对我回忆,来晚了的龚琳娜特别害怕自己跟不上。还有方言,这个生长于贵州的孩子分不清“ne le zi ci”的读音:“你们北方真‘能’(冷),北方‘能’极了。”她说着话会引来一片笑声。

“其实龚琳娜在学校的天赋很平常,但是,她特别用功,也会钻营,这个孩子知道自己要什么。”杜斌说。“钻营”是个微妙的词。彼时附中还没有迁出恭王府,假山组成的石墙后面搭着一溜板房宿舍,老师和学生都住在那里。可能是由于太过简陋和萧瑟,也或许是旧时王府的环境暗示,附中一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传闻,但龚琳娜是少数天不亮就要起床的学生之一——老校长每天一大早出门练剑,龚琳娜注意到了,就也弄了一把木剑,和校长讨教,两个人一块儿练。

“理想……其实我很早就有成为音乐家的理想,附中那个时候就有。”龚琳娜沉思着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这符合所有人对她“超常勤奋”的预期。但离开学校的评价体系,龚琳娜很快发现努力和回报的铁律之上开始堆积一些变量。在一个演员也能登上歌手排行榜的时代,“怎样出名”似乎是一种玄学,龚琳娜把彭丽媛、董文华、宋祖英……那个年代最火的歌唱家的磁带“一遍又一遍地听”,研究她们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但想不出来。



在一个需要一步步挤进名利场最中心的行当,名利、诱惑和如何自处时时横亘在眼前。在旅途的早期,龚琳娜对名和利有一种冷静的认识:“将来我要创造财富,艺术上才能有真正的发展。”杜斌记得龚琳娜曾经这样对她说。毕业后走的路“似乎正确”:拿到青歌赛的银奖,这奠定了圈子里最初的名气;进入中央民族乐团,有了每月两百块钱的工资。之后,她开始了奔波在不同的城市、不停炫耀嗓音和技巧的生活。有些是假唱,但相比于光鲜的舞台,一个小歌手的精神洁癖看起来并不重要,何况演出费一直在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接到的邀约看起来很高端,包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给领导人演出。

龚琳娜后来多次谈及“毫无个性”的演出以及假唱带给她的伤害。毕业后的两年,在同类晚会之间的来回奔波似乎使唱歌变成了一种体力劳动。更何况眼睁睁看着乐团里的前辈:“10年了,天天唱着一样的歌,就争着谁是一级谁是二级,我就想那是未来的我吗?”这让龚琳娜困扰不堪,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音乐。她把彭丽媛和李谷一当作偶像,喜欢刘欢和李娜的嗓音。但她自己是什么?这种思考带给她一种近乎本质的失落。

这种迷茫普遍笼罩着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学院教师学习的是西洋唱法,演化成适用于中国民族歌曲的“民族唱法”:真假混声为主。“就只以这一种演唱方法为标准,无论学生是大嗓是小嗓、是汉族是藏族,全都向一种方法靠拢。”龚琳娜后来反思:然后就这样,一代代老师教给学生,如此循环、重复,近亲繁殖,最终形成“千人一声”——要么最终找到自己,要么湮没在其中。

市场的路更狭窄。“其实就是没有市场。”龚琳娜说,脸上又出现类似宣战的认真表情。“真的没有,一点儿环境都没有,我是说如果你要做严肃的音乐,选秀节目那种和音乐是没有关系的,一些根本不懂音乐的人红了。”她举例,“如果是在欧洲,四个人五个人哪怕两个人都可以组成一个小乐队,找一个经纪人,录音录像,然后联系演出,是不是能活着啊?可能活得清贫一点,但是我至少是快乐的,我是自由的……但是在中国市场,你不能这么做,没有这个‘器皿’接受年轻的音乐家。”——现实同样严酷,后来,当龚琳娜在德国积累了一段时间,带着第一个乐队回国想出唱片的时候,找到的第一个经纪人听完她们的歌,直接建议“你们去酒吧演”。

“不是说酒吧不好,但是我们不是酒吧音乐。”龚琳娜掉转头,知道自己必须带着更大的名气才能回来。

那个机会叫《忐忑》,距龚琳娜出国已经八年。



选择是奢侈的。杜斌的另一个学生何怡向我倾诉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困惑。借助于美国舅舅,何怡毕业后就出国了。“但我要是不出国的话,就只能进团,然后比赛,然后上晚会,真的,就是这一条路。”何怡说,她觉得这样的未来“可悲又可怕”。在美国积攒了一点名气之后,何怡回国发展,也回母校讲过课,她有些感叹地发现快毕业的学生围着她倾诉的还是这样的困惑:进团吗,进单位吗,还是进学校?

龚琳娜的转机来自秃顶的德国音乐制作人罗伯特·佐里奇。在中国,人们叫他老锣,他身兼龚琳娜伴侣和导师的双重角色。老锣对音乐有着同样执着的爱,并兼有执行力极强的做事风格。像从淤泥里拔出一个萝卜,他带着龚琳娜彻底离开了她所厌恶的一切:千篇一律、假唱、一望可知的未来。

这段有些离奇的缘分始于三里屯的一次偶遇——来中国“寻找新的音乐”的老锣在那里弹奏巴伐利亚琴,龚琳娜好奇他的乐器,走上前询问。相爱飞快地发生了,相似的理想或许是催化剂。龚琳娜回忆起和老锣相识的片段,全部和音乐有关。他请她来家中即兴表演,就两个人,两个几乎陌生的人,你弹我唱。她的拘束慢慢融化掉,她被新奇和感动笼罩,最后还把陕北民歌《三十里铺》编出了新的词儿:“我们俩在一起,不分离,手拉手,相亲相爱,在一起。”

龚琳娜对老锣而言意义非凡。孤身一人来中国,他怀抱宏伟的野心。“我作为音乐专家,我看到音乐发展空间非常大,因为之前的几百年没有很大的发展,中国文学特别强,但和音乐环境融入不深,于是我是要进入这样一个角色,做出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声音。”老锣告诉我。那次即兴弹唱之后,他就兴奋地把磁带寄给朋友高文厚,声波里荡出龚琳娜柔和而平衡的声线。“能遇到这样一个心有灵犀的歌者,纯属幸运。”高文厚这样评价,老锣欣然承认。“而现在的一切更证明我当初的判断是对的。”

“五行乐队”是第一次有关自由的尝试。由龚琳娜和老锣的几个朋友一起组建,那时他们刚刚相识。乐队风格中西混搭,在德国的舞台收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从林肯中心,回头看,到五行乐队……它是一整个历程,对一些东西初步的了解,民族的、世界的,以及共同语言,我要做什么样的音乐……”龚琳娜沉思着说。而穿着中式马褂、喝着普洱、娴熟地操纵着“正能量”、“纠结”、“废话”等中文词汇的老锣,笑眯眯地称赞那个时候的龚琳娜“特别勇敢”、“她有排斥,但是她努力地学习。”实际上,作为音乐人的龚琳娜和老锣更像是某种联合体,老锣是大脑,如臂使指,龚琳娜是优秀的表现者,她在音乐上听老锣的。而老锣是一个十分强势的制作人,“是的,我在音乐上不妥协,而且,如果龚琳娜对我写的歌觉得到处不舒服,那我反而觉得我写得很好。”老锣笑着,有点狡黠。

从《忐忑》走红开始,龚琳娜和老锣连续推出的几首“神曲”迅速爬上榜单——无论“神曲”的定义是否如鲠在喉,它是龚琳娜和老锣的钥匙。他们的音乐以中国文化为使命,回归就是必然的路,即使是迂回的路。“根本没有想到它会火……当时意识到回国的机会到了。”龚琳娜说。对《忐忑》,何怡的评价很谨慎:“第一艺术性一定是有的,第二技巧确实很难……我个人不讨厌,但这并不是她真正的路。”但至于其他“神曲”,譬如在网上引发巨大争议的《法海你不懂爱》,何怡坦言自己“不是那么喜欢”、“龚琳娜对市场的考虑可能是有一部分。”为这事,何怡给龚琳娜打过电话,龚的回答是“如果说艺术性比较深的东西大众很难马上接受,何不做一些轻松的东西,慢慢地被给予。”

从唐诗宋词,到神话故事,再到诗经楚辞,老锣这个热切的西方人埋在中国文学里汲汲以求他的音乐灵感,而龚琳娜对中国文化的感情——喜爱和捍卫,却几乎完全是被老锣塑造和影响。“做音乐的事,不是我,是老锣。”她强调,但是他们同样坚定。他构建王国,而她披挂上阵。

在知乎上,对龚琳娜为数不多的几条评价孤零零地悬挂在那儿。除去对她纯熟的音乐技巧的赞美和对“神曲”的调侃,真实的龚琳娜面目模糊。置于专业的评价体系中,龚琳娜是中国最好的歌手之一,但她的角色尴尬地立在时下中国音乐市场审美裂缝的边缘。她一直相信曲高必然和寡——“这是必须的,你足够高你才能引领,引领的是所有那些后面的,歌手的整体水平提高,那么音乐界才能提高,中国音乐的水平才能提高。”但现实是,唱阳春白雪时的龚琳娜知者寥寥,可当她试着去触摸地气,就猝不及防地掉进另一个体系之内。这是一个引领者——或者说一个自命为引领者的人,漫长而疲惫的宿命。

它遥遥映照着龚琳娜在刚刚毕业、稚气未脱之时对市场一句直觉的观感:一些根本不懂音乐的人火了,空壳被包装成大明星,真正的音乐家踽踽独行。现在,42岁的龚琳娜依旧激烈地批评时下一个极其火爆的男孩乐队,“就算是他们年轻……那也得会唱歌吧”、“就算不会唱,那也得会跳吧……跳得也不好。”在这个被她定义为“浮躁”的市场上,龚琳娜困惑的东西太多了。



“我的音乐里没有自己。”龚琳娜把这看作一种很高的评价。在属于她的音乐世界里,龚琳娜更像是一个精湛的演员,矫健地穿梭在她所演绎的各个角色之间。正如她在唱屈原时就变成了屈原,她在唱《水调歌头》的时候也变成了苏轼——彻底颠覆了以往歌手演绎的阴柔唱法,仿照关西大汉,击节而歌;唱《金箍棒》时,她又变成了孙悟空:“我知道我和孙悟空的内核是相通的。”

学生时代的龚琳娜很喜欢邓丽君的歌。但她不觉得自己愿意成为她:“邓丽君一生都在唱爱情,她自己的爱就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她唱《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时候,她的期待感,就会揪人心魂,因为她唱的是她自己,而我,我不会去唱我自己,我是超越的。”龚琳娜说。她自认为这种超越或许是来自“圆满”的馈赠:家庭的圆满、爱情的圆满。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孤独感,生命能量特别强,因此不喜欢小情小调的爱恋,而是热衷于更大的格局,不受自我情感的牵累。

但或许问题就在于龚琳娜的音乐王国纯粹由技巧搭建。一个光鲜无瑕的房子,飘不进一丝泪雨。“比方说情歌,人们总是联想起感伤的歌词、软塌塌的旋律,让人越唱越颓废。可是就算唱的是失恋,也可以有鼓励的、阳光的、充满希望和力量的。”龚琳娜说。她的自传也流露出这样的气质。

“你有没有纯粹为了自己而唱的歌?”

“《自由鸟》。”龚琳娜说。就是这么一首歌了。

“梦中的我变成了自由的鸟,听风轻轻、轻轻、松松、松松地,摇着我的发梢,远远地飘;我迎着风来的地方挥舞着翅膀,心儿叮叮、叮叮、咚咚、咚咚地,跳过了山顶,跑进森林去逍遥。”

那是龚琳娜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她和老锣住在一幢可爱的森林小木屋里,阳光温暖地照在窗外菜园的斜坡上。老锣就在这里用电脑Midi为龚琳娜写了第一段旋律,那时他们的爱情刚刚擦亮,龚琳娜还没有回国辞职。她绞尽脑汁地为那段跳来跳去的旋律填词,想起一路走过来的种种无力,她觉得就写一只梦想中的鸟吧,梦想着“跑进森林去逍遥”。但在现实中,它被困在笼子里,浑身无力,抬头望着天,伤心地哭泣。

“写着写着……好像把自己的故事和渴望都融在歌词里了,过去的每一段经历,无论苦乐悲喜,都变得那么有意义。”后来,龚琳娜在回忆文章中描述。

她现在是一只自由的鸟了,这只鸟只想用力飞翔。

“别人到底怎么看我,我并不关心,也不担心,我相信只要不断推出新作品,人们会明白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龚琳娜这样提醒自己。她说这次去大理是为了休息,在长久的排练和一场极其成功的演唱会之后,她需要休息了——但其实没有几天。接下来的宏大设想已经由助理做好计划书:复活曾侯乙编钟,并举办“编钟音乐会”。——这被龚琳娜视为“振兴中国音乐”巨大使命中的重要一环。她兴致勃勃地说起这些,像将军在谈论接下来的一场战役,一夫当关,决不后退,马革裹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