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性工作者为道德滑坡负责,是拿弱者与边缘人当替罪羊

来自新京报
2017-11-06 16:15:13

黄盈盈
 
通常人们在提及“性社会学”时,更感兴趣的往往不是“社会学”,而是“性”。“红灯区”、“小姐”、“嫖客”,好像光是抛出这些称谓都能引发遐想,足够神秘。然而,对于性社会学研究者来说,越研究越会发现其中都是共性:性产业跟别的行业没什么两样,“小姐”跟别的人没有多大区别。

这是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潘绥铭教授不断跟学生强调的。他从1998年第一次去东莞开始“红灯区”调查以来,先后带领团队走过中国13个“红灯区”,接触过近1400位“小姐”、“妈咪”,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持续关注她们的生存状况,感受她们的欢乐与无聊。

 

《我在现场》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就是团队成员们在调查过程中的触动和感悟。潘绥铭和他的学生黄盈盈等人,用一篇篇研究手记带领我们去到“现场”,让“红灯区”和“小姐”不再是空洞和遥远的概念,而是化作一个个具体的、有感情、有念想的人。不仅如此,这些调查手记有别于力求客观的研究报告,带有很重的“我”的痕迹。研究者们除了关心“小姐”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也在一句句真情实感的文字里袒露调查过程中自己的成长和变化。

“人在做学问,学问也在做人”,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的认知经历和田野感受也反过来影响治学和为人。已经接棒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黄盈盈,一直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入深圳“红灯区”时被前辈告知,“你要自甘堕落”,“如果你试图以救世主的心态来看待你的研究对象,你干脆还是别做了;别拿她们来满足你的道德优越感。在关注道德边缘人群、关注底层社会的现象时,这句话尤其有分量。”

理解与尊重不同人的生活逻辑

新京报:最初怎么想起大家一起合写这本书?

黄盈盈:这本书聚集了我们长时间积累的一些想法,触及我们切身相关的田野感受。好多人会把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悬挂起来,但在这本书里,很难说主角就是我们,但至少“我”的痕迹是很重的。这些弥散在潘门聚餐时有趣且重要的八卦,在目前的学术期刊上是发表不了的,所以大家觉得不如写成一本调查笔记出版,不是特别严肃,也不用循学术八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本书从策划到最后出版,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潘绥铭老师。我是沾了大家的光。只是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本书,从交给第一家出版社起,居然三年后才面世。

新京报:书中很多文章都提到,在性研究路上摸爬滚打多年后,很多想法都会有变化。对你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黄盈盈: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态度上的:千万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也千万不要轻易同情别人。说实在话,“小姐”的生活和我的校园生活是挺遥远的,不用刻意去掩饰这种距离。不过,如何对待这种差距,则不仅是人生态度,也是一门学问。我在研究中首先学会的就是时刻提醒自己要有平常心,时刻反思要如何去面对跟自己生活不一样的人,尤其是那些不被社会理解的人。

最初我也有一些高大上的想法,后来被狠狠地击碎,跌到地面。住在红灯区,有一些特别琐碎的生活细节,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人的活法,以及自己的可笑,也更能理解与尊重不同人的生活逻辑。学术即生活。所以说,“红灯区”研究带给我的最大影响首先不是学术上的,而是为人处世,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怎么去看不同的人生。

 

《生存与体验》
 
心平气和地去了解这个人群

新京报:做“红灯区”研究,切实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黄盈盈:跟“小姐”人群接触时间越长,我的情感与立场的卷入也越强。我认为,这才是合乎学术伦理的。她们不光是处在社会的边缘,道德的边缘,还处在法律的边缘。对很多人而言,“扫黄”只是一个干巴巴的概念,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扫黄”所指向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女性(也有其他性别)。她们平时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就因为她做的是这行,就成了被暴力清理的对象,很多人还拍手叫好。这本书的用意之一,也是希望以带有温度与感情的文字,让更多的还愿意读一读的人能够稍微心平气和地走近这个人群,了解这个人群。不求你支持人家,但至少不要妖魔化,更不要以为清理了“污垢”而后快。

我们碰到太多的指责。说你们为这些人说话,觉得她们需要生存的空间,这不是在鼓励所有的女孩子去干这行吗?社会不就乱套了吗?会吗?不会的。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一样,生活境遇与选择面也不同。“性”的议题,特别容易引起道德恐慌。不光是小姐,同性恋、变性人议题都存在类似的“滑坡逻辑”,认为他们该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在拿弱者与边缘人当替罪羊,不公平。

我并没有奢望我们的研究会带来法律政策层面的改变,但是如果能够改变一些读者对“小姐”及其他边缘人群的看法,多一份平常心与同理心,那就是有意义的。当然,我们做性社会学研究的人,经常也会被学界认为是一小撮人在自嗨,那也未尝不可。

“红灯区”是社会变迁的缩影

新京报:你在书中也提到追求“一种更加接地气、不受理性概念框架限制的民间智慧”,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很多时候确实无法用概念和框架去套。

黄盈盈:是的。生活挺复杂的,也有很多暧昧在里面,这个我们其实都懂。我们拿概念说它的时候,是在切割与简化它。当然,不切割也是做不到的。但是要小心的是,概念用着用着,就变成了生活,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更要命的是,不符合概念框架的就被当作异类,被净化掉,以满足我们对秩序的渴求。换句话说,很多时候学者是在拿概念去套生活,不接地气,也没有给予生活基本的尊重。反而,在我们碰到的这些低学历的各色人等中,看到更多的生活智慧与社会洞见,甚至更符合人性。

新京报:做了这么多年“红灯区”研究,有什么有意思的观察吗?

黄盈盈: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在变,红灯区在变,中国社会也在变。当我们把这个时间线一拉起来,更多有意思的东西会浮现。比如,“70后”、“80后”、“90后”的“小姐”已经呈现出年代的差异。我早年碰到的“小姐”会攒钱,想着以后做个小买卖,可是近些年碰到的小姑娘,玩性特别大,以至于我们在夜总会门厅里可以看到“不准跟客人抢酒喝”、“不能跟客人抢歌唱”的警告牌。

网络及各类交友软件的发展,在改变做生意的方式的同时,也在模糊“小姐”与“非小姐”的界限。而“小姐”们跨境流动的加强,也把我们的视野带向巴黎的街头、非洲的某个地方…….我最近一直想做“小姐”的口述史、红灯区的变迁研究,因为,在这里能看到中国社会的缩影。

 

《存在与荒谬》
 
【笔记摘录】

你永远看见的是身为妓女的她。你不由自主地忽视了她是一个人,她有她的感情,她会有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情人。……我所见到过的所有“小姐”和“妈咪”,虽然都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性产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没有一个人自己现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

——潘绥铭《我在“红灯区”》

在我看来,对陌生人的好奇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最基本的素质,他们睁大眼睛,掏空自己,汲取着滚动在社会事实中的营养,并把它们呈现出来,供人思索,发人警醒。他们像是整个社会躯体的解剖者和病理分析师,但每一个细胞在他们眼里却都是独立、完整的生命。就像社会中的个人,他们对社会学研究者而言,每个人都是最珍贵的宝藏。

——王昕《疏离与亲密》

请初学者一定要心态平和并保持敏感,因为每一个被你敲开的门背后,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和故事;想要听,不是只带一副耳朵就可以;想要听,请放下你的评判和偏见;想要听,你还要随时准备讲出你自己的故事,准备有限度地分享自己的秘密。

——杜鹃《非典型“性”调查》